北上莫斯科，收获之一，是听见苏联人谈论制空权。
意大利的杜黑将军，和同时代的美国空军准将米切尔，都是创立人，20世纪20年代。
陈何宽后来听说，国内有个叫做李维谷的先生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应中国元首和政府的请求，苏联援华武器设备共九批；实际借贷1个多；有人计算飞机数量1562架，也有数到1285、1235或其它数字的；曾卖给中国坦克80余量；曾卖给中国115毫米野战炮。
不管统计结果精确到何种程度，制空权排名第一。
战争一开始，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先生即先后接到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委张冲受委派赴莫斯科求援。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与民国元首蒋中正先生畅谈后也将情况汇报到最高苏维埃和最高统帅部。
战后，据苏联有关专题作家的自行不完全统计，苏联军事专家先后来华3665人，空军志愿队员轮流参战的达2000余人，1000多架飞机，可见制空权的比重。
去意大利，本来是因为要见识那个卖游艇之上的百年品牌，结果于莫斯科听说制空权理论后，打算德国事务结束后去意大利感受一下制空权的风头，如果有幸，拜访杜黑将军或其旧居，能再聆听制空权理论再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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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去见美国米切尔准将，不是不想，而是来去时间不充裕，怕影响返程去接送纬国先生。
后来，在东京邂逅陈拾容与藤原美子一行，获悉他们早已为盟军服务，动了心思，拉他们一起去求见麦克阿瑟，通过麦克阿瑟，去求见他前任女友的弟弟，创立制空权理论的米切尔准将。
新中国成立后和抗美援朝期间，苏联也曾派出强大的防空混合集团军援助，保卫自己的制空权不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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