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道，在于一个变字。
所谓变者，又有顺势与逆势之分。
前者常能先于大势所趋，对天下之变局、人文之规律洞若观火，破陈腐旧套而立新规。
商鞅之兴井田、嬴政之设郡县……诸如此废旧立新之举，无不功在千秋。
再观后者，虽也意图求变，却未能审时度势，而反天道人理行之，终成一抔黄土。
王莽之复周礼、兴王田，而归于一败者，正是此理。
话说上古之时，武王伐纣既成，天下初定，百废待兴。
后武王早殁，成王年幼，四方部族各怀异心，皆欲自立为王。
周公遂揽大权，亲征武庚、平定天下，而后约各诸侯会盟于岐山，诏曰：今成王年少，尚无治国理政之能，望诸公倾力扶之，内尊王室、外攘夷狄，则大周可兴、诸公亦可千世万世而为一方之主。
令毕，遂分同姓宗室、权贵功臣至各自封地，享领主之权。
于是乎，夷狄各部被拒于中原之外，长达两千余年。
其间虽有犬戎西侵、匈奴南下之例，终不过盛极一时、转瞬云烟。
及至武帝之时，汉家国力日盛，卫、霍之军驰骋大漠，更兼张骞远通西域，是以汉、胡之分，格外明晰。
此后数百年，匈奴分裂而式微，未曾再过阴山一步。
东汉末年，汉室衰颓、中原军阀割据。
乌桓、羌等部族趁势而起，攻城掠地之余，更有大量胡人进居内地。
至三国、西晋，汉、胡互市、通婚、改姓之行，已成常态。
八王之乱后，外族势力纷纷反叛。
前有氐族李雄占据成都，立
“成汉”
；后有匈奴刘渊起兵离石，建
“前赵”
；而后前燕、前秦数国并起。
秦汉之时，胡人被拒于长城之外，而祸不及中原；此刻则似中心开花、无从据守。
永嘉一乱，西晋覆亡，北方十六国林立，遂开启民族大融合之进程。
此华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
本文所叙之事，正是以此为由，其中多有悖于史实者，不必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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