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和潘队长的分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年龄性的。
他们是两代人。
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巨大！
我所谓的年轻人指的还不是那种被称为“新新人类”
的另类一族，而是指一般生理意义上的年轻人，如安心和我这样的人。
我们也受过正统的教育，经过一个或数个工作单位的职业训练，我们不是那种无所事事、晃晃悠悠、生活支离破碎的**爱好者，也不是那些把身体当块抹布，只看重自己的感觉，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问题少年。
我们从小也和那些中老年人一样，至少也不次于他们地熟知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大道理，但我们还是和他们不一样的。
除了在纪律、法律和团体的规定下在某些场合必须做出同一个表情和同一个动作之外，我们和上一代人几乎什么都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安心和潘队长在那间小客房里发生的争执看起来是事务性的，实际上与他们的年龄及世界观的差异绝对有关。
潘队长不同意由南德公安局给安心开具结婚证明，他认为南德公安局无论是作为安心的工作单位还是作为她的真实户口所在地，都不适于出现在安心结婚手续的公开文件上。
虽然毛杰这个案子已经时过境迁一年多了，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但这是规定，这是组织上的规定。
安心作为一位受到正式保护的人员，在未经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私自做主公开她的身份。
另外，潘队长还严词禁止安心继续使用安心这个名字：“你在北京还用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对了，再把它公开写到结婚证上就更不对了。
你的这个身份证当时为什么没有交回来？你应该交回来交给局政治处封存保管。
我要是将错就错批准你用这名字结婚我就等于犯错误啦，再说开结婚证明要到市局政治处去开，也不是我点个头就能开得出来的。”
安心说：“您和政治处方主任不是很熟吗，您去找他说说开个结婚证明又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什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
我结了婚以后自食其力再也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还不行吗，我讨厌这么隐姓埋名神神秘秘地过一辈子！”
老潘说：“方主任也没有这个权利，你是经局党委讨论同意并报省厅政治处备案以后才采取保护措施的，方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应该比我更讲原则更守规矩，怎么可能私下里一个人做主就把上级组织的决定给破坏了？除非局党委为你这事再讨论一次，把你的保护措施给撤了，把你这个被保护对象的身份给取消了，那我们给你开。
不就是开个证明吗，不就是结婚吗，我们盖个章，证明你目前未婚独身，那是很简单的事！”
潘队长的意思，这个证明还是要到北邱开，他可以向局政治处反映一下情况，让政治处管这事的干部和北邱市公安局打个招呼。
结婚证明上还是得用何燕红这个名字。
除了安心总是不按规定用化名这件事之外，老潘还批评了她不经请示擅自跑到南德来的行为，老潘说：“你现在也不算是缉毒大队的人了，也不算是现役民警了，我也不好再多说你什么，你要还是我队里的人我非好好剋你不可，我非让你今天就立刻给我回去，回北邱回北京回哪里去都行！”
安心有些委屈，甚至，有些生气。
她情绪低落地说：“您不是一直在剋我吗，您都剋我这么半天了，从昨天晚上一直剋到现在。
我以前还觉得我在您心里的印象挺好的，现在才知道您这么讨厌我。
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让您满意了！”
老潘这才住了嘴，沉默片刻，叹口气，说：“我过去，有一个同事，我记得我好像和你说过的。
那是我在沙茅地区公安局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同事，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个缉毒干部，在一个案子上用伪装身份做情报工作，和几个贩毒的人混成了朋友。
他们拉他一起干毒品生意，他就跟他们干，算是打到他们内部去了。
后来连境外的贩毒集团也都信任他了。
省厅就派他在沙西公路旁边开了一家加油站，贩毒组织就拿这加油站当据点，他就利用这个据点给我们送情报。
这个据点离沙茅很近。
沙茅地区公安局就是由我负责跟他联系的。
我们一直配合了八年，靠他省里破了很多大案。
这个同志为了掩护自己，不暴露身份，八年没有谈恋爱结婚，八年隐姓埋名不和自己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
他是曲靖人，省里派人以他朋友的身份把他的父母从曲靖农村悄悄接到昆明住下来，他八年来只回昆明见过他父母三次。
连他父母都以为他早就下海经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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