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史语所迁在李庄的6年中，最令傅斯年感到头痛的是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
由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均迁至重庆，前往四川避难的人极多，所以当地生活物质严重短缺。
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他经常要和地方政府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求告他人。
他曾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不少求助的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说：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
拟供应之数如此..凤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
但是，战时的政府，其实也是很难的，即便是很努力，供应也很难保障。
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
，有时只喝稀饭。
政府这边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而吃饭的事不能等，就得自己想办法采购。
但粮价涨得很离谱。
战时的工资都很低，这应该是没有办法的事。
工资花完了，积蓄用光了，傅斯年只得忍痛割爱，靠卖书度日。
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
他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
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波兰籍犹太人魏特教授，是二战初期受纳粹迫害的波兰籍犹太人，在祖国被攻占后，他只身来到上海。
魏特凭借一技之长，终于在同济找到托身之所；但在中国全面爆发战争后，便再次沦为难民，与同济一起飘零到李庄。
当时，他50岁左右，一套旧西装，总是笔挺笔挺的。
头发梳得光光的，个子高，鼻子长，黄眼珠，在李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用德语授课，治学严厉，倘若他这门课不及格，学生就不准升级。
据说，他很喜欢中国菜，红烧蹄膀、焖菜花、炒猪肝、狮子头都是他的最爱。
李庄饭店曾是他常去的地方，但后来，他去的越来越少了。
在波兰，他还有五六个子女，每月得往家里寄钱。
抗战结束那年，他在李庄过世。
有说他是饿死的，有说他是死于病，虽然得的不是不治之症，但因为无药而得不到治疗。
总之根本的原因在于物质匮乏。
人们常说缺医少药，其实这时候的李庄还真不缺医，同济大学医学院在这里，能缺医生吗？少的是药，而且几乎是没有。
花钱买不到，更别说也没有钱。
在史语所刚刚抵达李庄不久，就在驻地建起了一个小型医务室，可这样一个建在山坳里的医务室很快便形同虚设。
医疗室没有药，也没有设备，一有病，只能叫患者喝开水，所以他们那些医生就被人家称为是“开水医生”
。
在医疗过度的年代，人们常说，很多病是不用吃药的。
比如感冒，不吃药也很快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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